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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早的中国”是二里头而不是陶寺
这问题好像就是给我准备的似的。
如题图所示,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甫一成立,孙庆伟教授就搭起了这个“最中国”的擂台,邀约陶寺遗址发掘主持人何努博士和本人“打擂”,就陶寺和二里头究竟谁是“最早的中国”争出个高低,结果特让大家失望,没吵起来。
其实这命题一出来就知道吵不起来。因为这不像“曹操墓”,有人说肯定是,有人说肯定不是,有人说只能说可能是,那是必须针锋相对,得给个说法的。而何为“最早的中国”,只能是学者各自的认识和看法而已,不可能也不必有个结论。
就本人而言,当然认为只有二里头,才担得起“最早的中国”的名头。因为二里头是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的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排他的存在。而此前数千年悠长新石器时代,一直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局面,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实体具有核心文化的地位。如果说开启帝国时代的秦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从月明星稀到皓月凌空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二里头就是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第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开启了“有中心的多元”的青铜时代和王朝时代。
前述在“最中国”沙龙上何努博士和本人没吵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也基本同意我的这种阶段划分。陶寺遗址处于“最早的中国”萌芽的雏形阶段,它往往被描述为“最初的中国”。
至于副题,则问题多多。何为“夏的活动范围内”?陶寺遗址所在的晋南当然是文献中关于“夏”的重要区域甚至是核心区域。依最新测年已进入所谓“夏纪年”的陶寺,当然不能排除属于夏的可能。但即便夏存在过,其为何种政治实体,是否在最初已属强盛庞大的王朝,都不可知。从考古学的角度观察到的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最早的中国”,不必也不可能与尚虚无缥缈的传说中的“夏”挂钩。
从侯马开车越过塔尔山到达襄汾,村道如羊肠,在田野里看到一个牌子,写着“陶寺城墙遗址”。夯土的遗迹,看起来规模很大。远处是塔尔山,太行一脉。村里到处有刷在墙上的字迹,写着“尧舜之都”。
陶寺晚期的建筑基址有一座有十一根不同截面的夯土柱排列成圆弧形状的夯土台。从夯土柱形成的圆弧半径十点五米的圆心位置上观测太阳升起时和塔尔山形成的位置关系可以确定一年里一些特点的节气,比如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简直就是《尚书*尧典》里记载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写照。
陶寺至今没有博物馆。我想是因为城址太大了,没办法建成遗址博物馆。或许会有人觉得真的没什么东西可看。但是不觉得在这片田野里,身在城垣遗址中更能体会到那一段古代文明吗?陶寺是出土了不少文物的,山西省博物院就有一些。那些玉制的礼器:璧、琮、璜、戚、钺、玉神面……似乎能让人看到祭祀礼乐的辉煌。还有更为贴近社会生活的陶器:斝、鬲、豆、壶,则更有助于想象人类早期生活场景。
巨大的土鼓、特磬、彩绘龙盘,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文明?黄河中游的陶寺遗址属于龙山文化类型,如果真如所说距今四千年,那么和西周的建立恐怕也就是差一千年,和商的建立可能只有几百年。“最早的中国”也好,“最初的中国”也好,是哪儿都没有关系,文明的发展不是一人之力,也不是一日之功。就算类似于陶寺文化并不是文明的主干,但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枝脉的汇集和力量。
“唯王初雍,宅于成周…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何尊铭文》何尊里的中国就是成周,
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史记》 洛阳(成周)最早的中国
都不是,8500年前的地理环境,太行山以东,只有山东泰山露出海平面,沿海地区还处在汪洋大海之中。豫地及周边还处在沼泽湿地地带,是乱像壕猪犀牛蜥蜴等大中型动物栖息之地,还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必须条件。生活在西海地域的古羌人由西向东漫衍,华夏始祖羌人进入渭河流域,发展了农业。开始发展了农耕文明时代,其中姬姓人和羌姓人较早进入农耕时代的。大地湾、马家窑、半坡文化遗址就是他们其中的代表。才有了后来的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人种和民族文化特色。包括中华大地上的所有人类。万年以上看看陕西,西来的祖宗东来的娘这个祖训不能忘。
这个问题下面都有许宏老师现身了,别人似乎也用不着答了。
不过我也读过了许老师的《何以中国》,帮许老师补充一点书里本来就写了、而许老师没在答案里提到的内容吧。
许老师在书里说,陶寺都邑很庞大,它的夯土城墙周长有7公里,宽8米左右,围起的面积有280万平方米。相比起来,同时期的河南的登封王城岗城址只有30多万平方米,禹州瓦店遗址的两处各有40多万和50多万平方米,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但作为权力中心的陶寺,它大致的控制范围却不大,基本上就局限于临汾盆地。在同时期的各个区系之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覆盖面却没有相应的那么大,它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吸纳,而不是放射。这和二里头没法比,说明陶寺还没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有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
这是不是反映了陶寺的统治者是一群比较爱享乐、不大留心开疆拓土的贵族呢?
既然没有形成广域王权国家,那显然不应该把陶寺叫做“最早的中国”。许老师的答案里说,“陶寺遗址处于‘最早的中国’萌芽的雏形阶段,它往往被描述为‘最初的中国’”,“最早的中国”与“最初的中国”之差别,需要仔细体会,可见严肃的学者是不会乱说话的。
不过,陶寺出土的龙盘、鼍鼓、特磐已经体现出中国的礼制,陶寺铜铃又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以及中国第一件金属乐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就算不是“最早的中国”,陶寺也是很发达、很光辉的文化。